世上最純淨的背景

在日本地質百選之一的鳥取沙丘，爬上最高點（47 米）的「馬背」，眼下一方是浩瀚懾人的沙漠全景，另一邊是緩慢溫婉的日本海；漸漸開始理解，植田正治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選擇。

植田的名字，由始至終都跟沙丘相提並論。就如雞與雞蛋，沒有沙丘，他便失去長久記錄的背景；沒有其攝影作品，世界不會對鳥取這個日本人口最少的縣市產生好奇，甚至神往，覺得有親歷其境的需要。

與海洋及沙丘結緣，也許是命定。植田的家鄉在鳥取縣境港市，是個繁忙的港口，外來的商船讓他自小接觸西方藝術文化，而山陰地區綿延的海岸線，順理成章提供了天然美麗的攝影場地。

最初植田只差一點點便成為畫家。16歲那年，家人堅決反對他研習繪畫，但藝術家的夢並未因而擱置——父親送贈一台德國製相機，讓他對沖曬菲林的學問入迷，把心一橫，改投攝影懷抱。

除了自學，他曾跑到東京的東洋攝影學校修讀短期攝影課程，積極裝備自己。

家境不俗，加上驚人的行動力，18歲的植田憑作品《海濱少年》入選攝影雜誌《相機》的每月有獎作品徵集，翌年在家鄉開設「植田照相館」，期間從未停止在鳥取一帶磨練攝影技術。

別人眼中略嫌乏味的沙丘，他卻孜孜不倦地拍攝，除了因為近水樓台的便利，在他眼𥚃，這還是世界上極致純粹的背景，媲美一張白紙，把任何拍攝對象放進去，依舊毫無雜質，可以一直拍下去。

《紐約時報》戲謔他為很「宅」的冒險家，從不願離開沙丘創作；事實是，看來千篇一律的沙丘，在不同天氣及季節呈現出多種面相：春季的明亮，夏暑的兇猛，秋天的清爽，寒冬的雪景，四時變幻，絕不單調。

沙丘的巨大，由上面渺小的人與物去襯托；然後一夜之間，海風把沙上的足印完全撫平，所有經過，不留痕跡，又是另一張乾淨的白紙，容許填入新的內容。

植田調是怎樣煉成的

二戰後，植田歸納出創作路向，開始重複地把家人朋友帶到沙丘，指導排位及姿勢，展開一種當時日本前所未有的攝影實驗。

「人們買了相機，一般首先拍的就是家人，或是自己的紀念照。我自己就是如此。」植田曾經這樣說。

1949年，以家人為主角的《家庭》系列面世，本該強調日常生活感的「家庭照」，經他的鏡頭迸發出奇異張力——人物是真的，場景也是真的，但莫名地拍出了非真實感；巨大蒼白的沙丘背景下，畫面有種極簡和虛無，可又被充實地填滿。

那可能基於沙丘地理及氣候上的戲劇性，也可能因為人物與背景之間的強烈反差，竟碰撞出類似舞台表演的氛圍，後來發展成人們口耳相傳的「植田調」（UEDA-CHO），巨匠獨樹一幟的簽名式風格。

細細檢閱《爸爸、媽媽與孩子們》、《少女四態》、《有妻子在的沙丘風景》等作品，所謂「植田調」，時而是洋溢童心的魔幻，時而帶著幽默感，顯然經過設計的擺拍，卻不流於矯揉造作，反而有種電影劇照的浪漫。照片表面上冷冽地抽離，然而大多餘音嫋嫋，觀者自會默默感受到，鏡頭外攝影師對被拍攝對象的情緒溫度。

色調只得黑白，沒任何對白，卻有能力吐露著千言萬語，用照片建構故事；你會按捺不住想去了解：相中人是什麼背景？他們正在想什麼？

2020年台北華山舉行《植田正治逝世二十年紀念回顧展》，當時策展人佐藤正子受訪時表示，她心目中「植田調」的精髓，在於攝影師和人／物之間，一直刻意保持恰當距離：一般攝影師在拍攝肖像時，傾向近距離地精準捕捉神韻，而植田偏好在較遠距離拍攝，從中可見他對別人的保護和尊重——無關技巧與創作手法，這是對「植田調」最人性化的一個詮釋，帶來另一層次的思考。

現實與超現實之間

儘管不熟悉植田正治，大抵亦會對其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帽子、雨傘、氣球、單車、西裝筆挺男子等元素有點印象。不少藝術評論家均曾猜想，植田或多或少受到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（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）或西班牙畫家達利（SALVADOR DALÍ）的影響，創作時注入超現實主義風格；但亦有說這純粹反映當代日本男士流行的打扮，僅此而已。

無論如何，植田一直遊走於紀實與超現實之間，有時更會粉墨登場，以近乎滑稽的形象參與其中，如此「玩世不恭」的作風，跟二戰後日本攝影界非常堅持的現實主義大相逕庭，直接令植田被排擠於主流以外，不獲應有的重視。

「這股風潮，讓我產生了自虐與失望的情緒，這個時代沒有足夠的價值讓我按下快門。」他曾在攝影隨筆《植田正治小傳記》憶述低潮。直至70年代，當代攝影的概念由外國傳到日本，植田的風格才終於獲得解放，漸為社會接納。

該來的總不會遲。植田算是大器晚成，拍攝期長達15年、以山陰地區小孩為題材的《童歷》系列，1971年被選中結集出版，跟森山大道、奈良原一高、深瀨昌久等攝影大師並列，終於成為廣受關注的寫真家，那年他58歲。然而十年後迎來人生最沉重打擊。1983年，妻子紀枝遽然離世，他一蹶不振，曾經每天使用的相機，靜靜地收起。

為令父親重整生活，植田兒子推薦他為設計師菊池武夫的品牌TAKEO KIKUCHI拍攝產品目錄，地點當然是他最感安全的沙丘。此組作品大膽地將幻想、時裝與沙丘結合，畫面極具實驗性，意外地引起巨大迴響，深受年輕人喜愛，除了超現實，同時收獲破格、時尚、優雅等形容，正式在流行文化佔一席位。

1994年植田受邀替福山雅治拍攝專輯《HELLO》的封面照，發展出亦師亦友的關係，啟發福山後來以M. FUKUYAMA 這名字，繼續修練攝影專業。

大山下的巨型相機

植田一生曾多次摘下攝影獎項，而直接讓他在世界發光發熱的一次，會是1996年獲法國藝術文化勳章騎士勳章，世界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攝影師。

不過，對珍視家鄉，終生記錄鄉土人情的植田來說，那可能還不及1998年獲頒「鳥取縣縣府公民成就獎」，一種對其藝術生涯最直接和溫暖的肯定。

同樣道理，作為表揚，一座以他為主題的美術館，只能夠在大師的家鄉出現，實在沒有別的選擇。

1995年，植田正治寫真美術館在距離沙丘90公里、米子市以南的伯耆町落成開放，面向有「伯耆富士」之稱的大山（古時鳥取屬伯耆國領土，而大山酷似富士山），是日本首間以個人攝影師為主題而設立的寫真美術館。建築的選址及設計都充滿巧思，由植田正治親自挑選的同鄉、來自山陰地方島根縣的著名建築師高松伸負責操刀。整體概念取自植田1939年第一張擺拍作品《少女四態》，返回「植田調」的原點，由四座清水混凝土建築組成，貌似分開但實際相依，暗示照片中四位少女的排位與姿態，是甚為直白的致敬。在農田間放下一組極簡主義的摩登建築，畫面本身已在大聲呼叫超現實；整座美術館不作多餘修飾，純粹的線條運用與方塊切割，四組建築物互相以通道及樓梯串連，大部份立面刻意留白，可會在呼應植田作品中，那些萬里無雲的天際線？

走進去又是另一番風景。

美術館內不同角落均設有窗戶，以及穿透的牆壁，把室外的自然景致裱框成畫。除了植田的照片，「風景」也是同時展出的作品，並會隨著季節流轉，自行更替。

中庭是水池，水面映照山與天空，帶來虛實之間的優美——而上下倒置的影像，本來正是相機操作的基本原理。

落地玻璃印著禮服帽子的剪影，懸浮半空，館方貼心地為訪客預備了雨傘及氣球，引你角色扮演；植田正治是大家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變成照片中主角，動作有幾戲劇化，視乎你有幾頑皮幽默。

其中一個展示室，給設計成一組放大了的光學裝置，利用一個世界最大亦最重的600MM直徑相機鏡頭，把對面大山的影像投射進室內。換言之，當你踏進美術館那一刻，原來已經置身巨型相機之中。

另一個植田正治

植田一生拍攝的照片，絕對較想像要多。館內典藏約12,000件作品，定期按不同主題作調配展覽。

你會發現，人們認知的植田正治，僅屬他的一部份。除了最為傳世的沙丘主題，其攝影風格豐富多變，世界絕非只得黑與白。

尤其記得他晚年拍攝的一些彩色照片，特地調大光圈，影像模糊地鬆開，遠看如油畫，近看是夢境，換個方式去呈現超現實，取名《幻象》系列（GENSHI YUKAN，1987-1992）。

當同代的攝影師忙著周遊列國，尋覓新奇吸引的題材，他始終如一，繼續樂此不疲地記錄鳥取風物，風景不變，常變的是觀看世界的角度及創作意念。

他不止一次強調，自己只是一個業餘攝影愛好者：「雖然有時候會擔心別人以為我在惺惺作態，但我不斷告訴自己，我以此為傲，要抬頭挺胸地說，我是業餘攝影愛好者。」

其人生目標是拍攝「所有人都看得明白的照片」，並曾打趣說想要持續拍照直至100歲，可惜心願尚未達成，2000年植田就因急性心肌梗塞而離世。

相機放下來，但影像永留人間，啟迪後來者，帶領更多人來到鳥取，這個植田正治的開始與終結之地。

成為巨匠前必經磨練。同樣地，有逾10萬年歷史的鳥取沙丘，非一日構成；強風將海洋𥚃的沉澱物不停帶到岸上，日復日，年復年，最終堆砌成丘，塑造出懾人奇觀。重複再重複，精進成身體本能。

無論攝影，抑或生命中熱衷的東西，保護靈魂深處那盞照亮的燈，不屈服於俗流，認真地永遠業餘，做自己相信的事，也許便是持之以恆，足以做一輩子的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