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這個訪問之中，張靜瑜（ANNISA, AKA NNSCYA）用了無數次「屎窟撞棍」去回應我的問題，去到一個地步，我在GOOGLE SEARCH什麼是「屎窟撞棍」。WIKI是這樣寫的：「符碌、好彩、靠僥倖或者運氣達成某些良好效果。」或許很多事情的發展，在ANNISA的眼中，都是幸福使然。事實上，所謂的運氣其實是努力的結果。而我一直覺得努力是UNDERRATED的。

Text: Samwai Lam
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s

ANNISA的正職是教日文，流利程度是可以教人，她說是「好彩」，得以有這個身份維生。中學時已有玩樂團的經驗，吹低音號（TUBA），大學時「屎窟撞棍」（她的形容）讀了一科不太喜歡的科目，而香港演藝學院作曲及電子音樂（榮譽）學士課程是另一個給她錄取通知的學院。誤打誤撞之下，走上了這條路。她喜歡作曲，小時候學琴，都會以「玩」的心態，寫一些樂曲，學琴時會寫些小旋律。「我對作曲的興趣源自古典樂，入讀APA後，才知道那個訓練與現代音樂的連繫較緊密。」

「事實上，在古典樂樂團擔任樂手的競爭很激烈。」她說：「而且樂團找樂手吹BASS TUBA，通常都會找男性。」低音號體績大，約8至12KG，是否需要較大的肺活量？「其實不是，只是事實是這樣。」傳統上吹BASS TUBA以男性較多，因樂器體積大、源自軍樂傳統，長期被視為「男性樂器」，然而那僅僅是性別定型，社會建構的模樣，BASS TUBA是靠氣息控制口型（EMBOUCHURE）以及穩定度，而不是「大力」。況且，肺活量可以透過訓練提升，無分性別。ANNISA喜歡浪漫時期及其打後的古典樂，譬如法國的印象派、譬如德布西（DEBUSSY）。她補充：「再者，巴洛克時期及古典時期其實是沒有低音號的。中後期浪漫派的樂曲中，低音號才時常出現。」2021年，ANNISA在FLOATING PROJECTS做了一個裝置《餘物所求》，源於CMHK的一個交流計劃「SONIC TRANSMISSION」。原本是去外地交流，因疫情關係而有所變動。她說：「我本身對天氣、自然現象有些興趣，譬如風吹草動是一個很低頻的振動。」展覽中，她透過影像、聲音及音樂，嘗試探索由氣候變化或頻率轉換所觸發的情緒。在這層面上，也是「聲音視覺化」的實驗和探索。

海、距離與思鄉

《得閒覆返我》由三段MEDIA WALK組成。觀眾在每一段行程中進行一次視像通話，有點像跟朋友講電話，分享、交流各自的日常生活。《LISTENING ETUDE BY THE HARBOUR》以音樂與聲音作為引導，帶領觀眾展開一場穿梭香港三條海岸線的聲音導賞。戴上耳機，乘巴士前行，經過並可自行選擇心儀的海岸線路線，展開一段屬於自己的聆聽旅程，途經中環六號渡輪碼頭、中環七號渡輪碼頭、中環四號渡輪碼頭、中環五號渡輪碼頭等地，讓觀眾專心地欣賞海浪聲。

三個差不多時期創作的作品，都是與大型水域有關。「海」對ANNISA來說，有什麼意義嗎？她答：「我在荷蘭海牙讀書時思鄉很嚴重，那正值是2019年，經常思考香港發生什麼事，而自己又在荷蘭，距離香港很遠。我在香港住的地方很近海，而在荷蘭住的地方，剛巧也很近海。」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，她去了海牙皇家音樂學院（ROYAL CONSERVATOIRE THE HAGUE）進修聲響學（SONOLOGY），學習音樂心理學、聲音與空間的關係等等。她形容那一年在海牙的日子很專注生活——「我成日都匿埋喺屋企。」她每天踩單車返學返屋企買餸煮飯，像一個對生活經驗吸收力強的海綿。

2024年，可算是ANNISA 創作的高產量期，她在大館、M+、西九文化中心都有表演，個人音樂EP《PIE 批》也是同年推出。「我的藝名都是亂想的，屎窟撞棍！」她笑說。「我原本不太喜歡ANNISA 這個名字，本來想抽起VOWEL，所以抽起了A、I 以及後面的A。但後來覺得加A字蠻好看。所以就變成NNSCYA。」

《PIE 批》裡人聲的出現也是ANNISA的新嘗試。「以前有點抗拒唱歌，天真地以為，唱歌好像人人都懂。但《PIE 批》我是想連繫更多的觀眾。」她說，人聲是很直接的媒介，而觀眾也較為熟悉。有用嗎？「我很好彩地入了SPOTIFY的實驗音樂PLAYLIST。我看回SPOTIFY的數據，香港聽眾不算太多。反而，夾BAND的朋友找我去玩音樂，就可以連結到新觀眾。」

《PIE 批》的產出像一聲又一聲的輕微咳嗽，短促、真實。每一個PIECE 都不同，有時滲入人聲，有時是電子音樂，有時又近似當代音樂的結構與張力。但無論形式如何轉換，它們始終來自同一個身體，是ANNISA內在節奏的不同迴聲，從讀書時期櫃桶底找出來斷斷續續的旋律。《PIE 批》像某種自我測試，在不同類型的聲音試探邊界。咳嗽本是身體對異物的反應，碎片式及偶發的，「我不覺得《PIE 批》是很CURATED的ALBUM，而是一個EP仔。〈窒 CHATY〉是最先寫的，歌詞、聲音以及音樂很多時候是同時間出現的。」

當INDIE走進白盒子

「回港後，我就要面對一個無可迴避的經濟問題。雖然我也有申請不同地方的駐留計劃，希望能回到在海牙時那種生活狀態。」ANNISA說。她覺得，即使一星期只教兩、三天日文，就算每天只教四個小時，也很難真正騰出完整而專注的時間去創作。近年來，ANNISA的藝術創作明顯減少，多半只是朋友邀她一起玩玩，或是一些即興形式的演出。

同年，她在大館與黃慧心、譚煥坤合作《哀歌：他們存在於此的悲喜／也是一首歌：再拆》。三人把各自蒐集而來的物件與聲音拼裝成一個臨時生成的空間，譬如廢棄家用品、網購而來的雜物、爛銅爛鐵，以及透過廉價喇叭播放的低質錄音，交錯堆疊。他們亦邀請朋友一同參與演出。首日，六人以這些組裝好的物件充當「樂器」，合奏出第一首歌；翌日，則將曾經發聲的「樂器」一一拆解，嘗試重新整理與包裝，在拆與收之間，再次奏出另一首歌，專注於在聲音質地上的探索。「在藝術展覽空間裡玩和在街頭真的很不一樣。」她說：「但我始終覺得，當視覺出現，聲音就會退到後面。」

到底能不能把INDIE音樂、當代音樂與當代藝術的觀眾連繫起來？ANNISA希望成為那道橋梁。「理論上是可以的，」她說：「因為在歐美，這種跨界其實很常見。」她提到2017年威尼斯雙年展德國館邀請ANNE IMHOF參展。IMHOF本身涉足實驗音樂創作，有些演出甚至相對易入口，但她在德國館呈現的卻是一件徹底屬於當代藝術語境的作品——《FAUST》中，一群冷峻而中性的表演者在建築空間裡游移，他們歌唱、甩頭、舞蹈、摔角、演奏低沉哀傷的音樂、攀爬牆面，並如活體雕塑般棲坐於館內各處。音樂、行為與空間彼此交纏，既像演唱會，又像展覽，也像一場長時間的現場裝置。